1关于巴洛克建筑与社会体制关系的典型看法“巴洛克”一词具有文化理论和历史学的内涵。
1）它涵盖了西方17世纪整个时代和包括建筑在内的全部艺术。如吉迪恩所说：“在艺术史的领域内。
(资料图片)
现已承认"巴洛克’之意义并非指一定的形式。而为整个时期。”
88因此要探讨巴洛克建筑转变的观念基础。就需要把握其整体社会历史语境。
“巴洛克”具有特定建筑风格和空间类型的意义。它经常与“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文化与建筑层面并置对比讨论。
从18世纪“巴洛克”一词出现直至19世纪晚期。西方对于巴洛克建筑的评价充斥着批判和鄙夷的态度。3）19世纪晚期。艺术评论家沃尔夫林（HeinrichWolfflin）从风格学角度首次正面评价巴洛克建筑。
他通过5组关系的对比：线描—涂绘、平面—深度、封闭—开放、统一—多样、清晰—模糊。认为巴洛克建筑在文艺复兴建筑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风格观念。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
进一步探讨了文艺复兴建筑向巴洛克建筑转变的原因——在于15±18世纪经济、政治结构和观念的长期积累。
而17世纪是这种转变的显现时期
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ArnoldHauser）也有相似的看法：“不论希腊化时期还是中世纪后期。不论是印象主义时期还是真正的"巴洛克’。它们的共性完全来自相同的社会前提”。建筑理论家舒尔茨（ChristianNorberg-Schulz）对巴洛克建筑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给予了最为直接的深刻评述。
认为“巴洛克建筑本质上是对17、18世纪的伟大体制的反映。特别是罗马哥特式教堂和中央集权的法国政权的反映。
同时巴洛克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象征性地表达体制机构的严格组织。
以及它的说服力。因此它表现为动态感和系统化的奇特的综合”。
又说。“巴洛克建筑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具体化”。
可见在学者们看来。社会体制的转型对于探讨巴洛克建筑形式的转变问题具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这为本文探讨巴洛克建筑形式转变的观念基础提供了社会历史语境。
文艺复兴建筑的观念基础舒尔茨接受卡西尔（ErnstCassirer）观点
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观念基础是基于几何和音乐所建构的解释“万物”的数学理性秩序。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自由观点与多样性体验中。建筑风格追求的却是普遍性的宇宙秩序。
建筑创作中相应采用了象征化的建筑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巴洛克建筑在观念层面上实质性地继承了文艺复兴自由观点与多样性体验。并在建筑风格与创作中得到具体体现。因此。有必要充分阐释清楚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观念内涵。
才能深刻把握巴洛克建筑转变的观念基础问题。
2.1数学秩序下的“和谐宇宙观”在建筑界。
完成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建筑理论著作的阿尔伯蒂（LeonBattistaAlberti）在其《建筑十书》（TheTenBooksOnArchitecture）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美是在一个物体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
按照一个确定的数字、外观和位置。由大自然中那绝对的和根本性的规则。即和谐所规定的一致与协调的形式。
这就是建筑艺术的主要目的。是她所具有的高贵、妩媚、权威和价值连城的源泉所在”。
文中的“数字”（numerus）指数学。“外观”（finitio）暗指绘图和设计。
“位置”（collocatio）指建筑物的安排与布置。
通过这3种方式将建筑物形成一个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不可任意改动的和谐整体；“和谐的任务和目标是将那些其特征彼此相差很大的各个部分。
按照一定精确的规则而组合在一起”，“我极力赞成用音乐化和几何化的线条和形式来作为道路铺装的图案模式。这样人们的心灵从每一个侧面都可以获得激励”。
“精确的规则”指数学、几何和音乐共通的规则。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音乐和几何本质上是相同的。
音乐是声音的几何。听觉（音乐）和视觉（建筑）都按照数学和几何规则所形成的。
这一论述是文艺复兴时期静态建筑观念与实践的共同基调。M.克莱因（MorrisKline）。
从数学史的角度对数学和几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也做了判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转向数学……数学是真实的现实世界的本质。
宇宙是有秩序的。而且能按照几何方式明确地理性化。”结合以上论述不难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实现美、宇宙秩序和建筑的途径就是由数学与几何构成的和谐整体所完成。
相应地。这种以数学为核心的建筑观。就同美与宇宙秩序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宗教教义观念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形而上学观念数学和几何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来源于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推崇。另一方面源自重新发现并翻译阿拉伯帝国时期保留的古希腊罗马思想著作。在当时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的地位等同于宗教真理
根据维特科尔的研究。数学和几何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领域具有两种不同的主导倾向。世纪倾向于几何形构下的比例。并且强调“中世纪人对于表象背后终极真理的追问完全可以被一种具有绝对基本本性的几何形构（geometricalconfigurations）所回答。
也就是说。这些几何形构是不能被调和成为人体和建筑的有机结构的”
文艺复兴时期则强调数比可通约性和量测性的建筑整体模数体系。这其中继承了维特鲁威关于模数体系的建筑思想。维特科尔将前者称为几何性的比例方法。将后者称为算数性的比例方法。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原因外。更与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的深入研究密不可分。
这种区分将两个时期关于几何、算数与建筑设计实践中数比（数之间的比值关系。
如比例（两组数之间比值关系的相等性。如1:2:4）[18]148-149的关系问题给予了深刻把握。
精微地呈现出两个时代不同的数学思维和设计思维的关键问题。对于几何与算数的这种区分。
马里奥·卡尔波（MarioCarpo）给予了启发性的建筑解释。他认为几何在中世纪的时代语境下相比于算数具有更强的叙事性。
便于记忆、交流和行业保密。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人们获取图像相对便捷。
算数的重要性则更加凸显，算数重要性的提升体现了建筑制图精密计算的准确性优势。
是西方理性思维内核的延续。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需要回溯到古希腊时代。
数学在当时成为了解释自然的理论学术。到了毕达哥拉斯则将几何发展成一门理论学术。
通过研究弦的长短与所发出的和声关系。他发现其中与几何学相类似的数比和比例关系。
并联系到对宇宙秩序的推演和思考中。形成了“一切皆数”的观念。
具体表现为将几何学、算数、音乐、天文学整合进数学秩序中。用1:2:3:4的数学关系可以表达古希腊的3个简单和音与两个复合和音。
同时。1+2+3+4=10。不仅是数量上相等而且以点阵表达时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几何图形。
因而10是最完美的数字。“地心说”中围绕地球运行的行星也是10颗并且伴随着和谐的音乐。
在阿尔伯蒂的建筑理论中。1:2:3:4的数学关系也体现在建筑的各个比例方面。
柏拉图受毕达哥拉斯数论派的影响。在其《蒂迈欧篇》中的原子说将所有物质构想成由5种规则形体所构建（正四面体、正八面体、正立方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并对应于四大元素（火、风、土、气）和封闭的天穹。赋予几何形式和比例关系以价值观和解释世界的作用。
这些多面体可以被还原为4种基本几何形（等边三角形、正方形或是正立方体、正五边形、直角等腰三角形）。
维特科尔指出前3种几何构成了中世纪美学的基础。并成为建筑师绘图和构思的基础网格。
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点。即数学、比例和几何形体在柏拉图学说中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抽象对象。
而是可被人感知并具有价值特性的。文艺复兴时期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的影响。
但倾向于依据数学与音乐的和音秩序建立起可通约性的模数体系。
形成了现代科学之前对世界的整体解释体系并通过几何学应用到建筑领域。使得数学具有了神圣性和神秘性。
欧洲所有的比例论都受其影响
而且数学关系越简洁越接近自然。如哥白尼革命就是基于数学和谐统一的简化性原则对托勒密体系的批判而产生的。
这同时表明了这一学术团体所处时代的共同看法
（2）宗教教义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著作都致力于调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和基督教教义关系将《圣经》教义演化而来的神人同形同性论融合进比例论。即认为人身上具有部分神性。人体中的数学比例关系便蕴含和体现着神性。因而基于人体比例尺度所建造的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都需要体现这种比例关系。
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也契合并加深了数学神圣性和神秘性的倾向。如阿尔伯蒂将人体比例与诺亚方舟的比例进行比较。
其根本出发点则是当时的建筑师相信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
如果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是按照数学和声规则建造。人进入其中就会产生本能上的通感反应。
纯粹的数学形式就能以更加直观的视觉形式被人们感知到
因而在建筑中体现数学秩序则比个人的感觉经验更为本真。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阿尔伯蒂在论述“美”时。会形成局部与整体间必须相互关联而且不容任何变动的建筑观和美学观。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与基督教之间通过数学和几何具有了内在呼应的关系。
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在数学和几何关系下。人体、建筑、音乐、宇宙和神之间相互关联的“和谐整体宇宙观”。
